BOB半岛“如果在深秋时节赶上天气好的时候，站在山顶，在一尘不染的蓝天下，群山上笔直挺拔的杉木尽收眼底，郁郁葱葱，像是一片茫茫林海。”走进贵州省锦屏县，当地农发行工作人员对秋日春蕾林场景色的描述，令人产生无限遐想。

　　《金融时报》记者了解到，得益于国家储备林建设项目启动，近年来，春蕾林场原有的绿水青山色彩更浓。其中，金融力量作为强有效的“催化剂”，使得新的生机与绿意正从这片全国最大的乡村林场中源源不断迸发出来。

　　“无论是现有林改培、中幼林抚育，还是林下经济建设，均需要资金支持。”据上述工作人员介绍，近两年来，通过发行绿色债券，农发行锦屏县支行累计投放贷款6.21亿元，用于支持国家储备林建设，有利于扩大锦屏林区绿色生态空间，构建森林生态屏障，提升林区乡村绿化美化亮化水平，同时，推动锦屏乡村振兴事业发展，助力实现锦屏县境内流域“生态安全优先、带动产业发展”的目标。

　　上述储材、兴林、富农，只是绿色债券落地应用的万千场景之一。从农林水利、生态保护到清洁能源、低碳交通，再到节能转型，在“双碳”目标愿景及企业资金需求促进下，我国绿色债券市场持续高质量扩容。Wind数据显示，截至2024年1月底，我国境内贴标绿色债券存量规模约3.19万亿元，资金投向领域也愈发丰富、多元、精准。

　　“经过数年发展，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绿色债券发行国。随着‘双碳’目标的持续推进，多类别绿色债券将持续协调推动社会资金优化配置，吸引社会责任投资者。”在厦门大学中国能源政策研究院院长林伯强看来，下一步，应推动绿色债券形成内源性的发展动力，一是在适时适度的绿色债券融资优惠政策下引导发挥社会责任投资者的积极作用；二是积极完善绿色债券全流程管理标准，形成高效规范的绿色债券融资业态；三是推进绿色债券融资生态建设，发挥金融科技、国际合作的推动作用。

　　近年来，我国绿色债券市场规模持续增长。以农发行为例，自2016年公开发行绿色债券以来，农发行绿色债券年度发行规模稳步上升，2023年首次达到200亿元。截至目前，农发行已累计认证发行绿色债券超过千亿元。

　　从市场整体看，据中诚信绿金统计，2023年国内市场共发行绿色债券475只，发行规模8359.91亿元，同比减少4.29%，发行规模出现小幅回落。不过，这并不代表绿色发行人融资积极性下降。

　　自2016年发行首只绿色债券以来，我国绿色债券市场快速扩容，2021年、2022年国内绿色债券发行量出现大幅增长，发行热度达到顶峰。期间，多部门陆续出台相关文件，规范绿色金融发展，例如，2022年7月，绿标委发布《中国绿色债券原则》，对此前不同绿债募集资金投向绿色项目比例不同作出明确限制，要求100%都要投向绿色领域，在提升绿色债券纯度的同时，也对发行造成一定影响。

　　在中诚信绿金看来，2023年绿色债券发行受宏观经济环境影响，结合绿色债券监管口径收紧，发行规模有所减少，但整体发展势头仍然向好。

　　值得一提的是，从品种来看，绿色金融债仍是绿债市场的发行主力，2023年发行规模3988亿元，占绿债总发行规模的47.7%。业内人士表示，监管机构对金融机构绿色金融业务指导不断加强，同时银行等金融机构持续加大绿色信贷投放力度，均是促进绿色金融债发行保持高位的原因所在。

　　“同时，一个高质量发展的绿色债券市场需要不断扩容完善，应充分引导更多的民营企业及AAA级以下企业利用绿色债券进行融资，纳入更多发行主体，拓宽其绿色项目融资渠道，促进企业绿色转型发展。”上述业内人士表示。

　　随着不同企业绿色低碳发展的融资需求愈发多元化，包括“碳中和”债券、转型类债券、可持续发展挂钩债券（SLB）等创新品种随之兴起，开始更多出现在发行人、投资人视线中。

　　中诚信绿金数据显示，2023年，国内共累计发行448只“碳中和”债券，发行规模6385.43亿元；发行转型类债券3只，发行规模22.68亿元；发行SLB债券51只，发行规模399.55亿元。

　　“‘碳中和’债券募集资金专项用于清洁能源、清洁交通、可持续建筑、工业低碳改造等具有碳减排效益的绿色项目，转型类债券则是用来支持传统高碳行业进行低碳转型经济活动，SLB债券是指将债券条款与发行人可持续发展目标相挂钩的融资工具，兼具绿色转型属性和社会责任属性。”分析人士表示，这三种债券均是对一般性绿色债券的有益补充，能够更加精准有效对接各类企业的绿色发展需求。

　　市场扩容，制度建设也要跟进。2023年10月，沪深交易所发布专项品种公司债券发行指引，对符合“碳中和”债券发行标准的主体和募集资金适用的项目类别进行进一步扩充，更加适应当下行业发展需求。同时，维持了关于鼓励绿色公司债券发行人设置与可持续发展或低碳转型等环境效益目标达成情况挂钩的创新债券条款相关表述，进一步鼓励和支持SLB债券发行。

　　值得注意的是，相较其他品种债券，转型类债券自2022年推出后整体发行量较低，一方面，由于我国转型类债券仍缺乏明确和规范的分类标准；另一方面，因为对募集资金用途限制较为严格，且利率没有明显优势。

　　在中央财经大学绿色金融国际研究院院长王遥看来，“明确标准”是第一要务。应充分考量现阶段我国高碳行业绿色低碳转型的实际需要，明确转型金融的概念、标准、分类，并在此基础上制定出台各方普遍认可的，与产业政策、金融监管政策相协调的转型金融支持项目目录或指引，以划定产业边界，形成政策合力，促进企业向低碳转型发展。

　　“当前，中国绿色债券市场的相关制度规范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支持项目目录，二是发行指引。但除了这两方面的制度规范外，其他配套制度规范的建设相对缓慢。”林伯强表示。

　　其中，受讨论最多的便是关于明确绿色债券信息披露标准以及各类绿色项目的环境效益核算标准。2023年11月，绿标委发布《绿色债券存续期信息披露指南》，明确要求披露内容包括但不限于债券基本情况、募集资金使用管理情况、绿色募投项目进展与环境效益情况等，并统一披露形式，量化并规范环境效益测算标准和披露维度。

　　中央结算公司深圳分公司相关研究人员表示，我国绿债市场环境效益信息披露制度规范和标准体系不断完善，但仍存在诸多现实问题。例如，绿色债券募集资金产生的环境效益优劣，对发行利率、二级市场收益率及投资成效指标等无直接影响，与绿色奖补激励政策亦不挂钩。下一步，应完善政策标准体系，营造以环境效益为导向的绿色金融生态，对于环境效益披露及实现情况较好的绿色债券，给予发行、承销、投资、评估机构相应奖励补贴及税收优惠。

　　此外，有业内专家表示，要继续在创新丰富的绿色金融产品体系、完善绿色金融设施体系BOB半岛、强化市场价格机制的引导作用、强化企业信息披露等方面着力，切实降低绿色项目的融资成本，提高绿色金融融资的透明度，同时完善绿色评估认证体系，防止“洗绿”和“漂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