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B半岛旧石器考古就是从地层里去寻找人类遗骸和遗物、遗迹。我们用地层作为纸张，用文化遗物和遗迹作为文字书写历史

　　没有旧石器时古和史前研究，我们就不会了解99%的人类历史。我们正在书写这部人类史，它对人类物种的发展、人类精神的充实作出了重要贡献

　　文化自信不仅仅是对我们所在的区域以及国家所产生的自信，旧石器考古传递的自信可以上升到对人类这个物种的自信上来

　　在漫长的人类历史中，长达数百万年的旧石器时代占据了99%以上的时间。时光飞逝、沧海桑田，大多数旧石器遗址只留下了冰冷的地层和石头。远古人类如何在生产力低下的时代生存繁衍？他们从哪里来？现代人是否拥有同一个祖先？这是很多人心中得不到答案的疑问。

　　在遗传学、体质人类学等研究之外，旧石器考古为解决人类的起源、分布、演化与发展提供了更多材料。包括元谋人遗址、蓝田人遗址、郧县人遗址等大量旧石器时代遗址及其出土文化遗存的发现，实证了中国百万年的人类史。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特聘研究员高星，是我国当代旧石器考古领域的引领者。自2000年从美国留学归来，他主持和参与了宁夏水洞沟、北京周口店、河北泥河湾等多个重要旧石器遗址的调查、发掘与研究，在国际学术界引起巨大关注。2023年12月8日，高星应邀前往资阳濛溪河遗址指导考古工作（该遗址2024年1月30日入选2023年中国考古新发现），其间接受了四川日报全媒体“文化传承发展百人谈”大型人文融媒报道记者专访。他表示，旧石器考古具有重要意义，“因为这是在以地层为纸、以出土遗物为字，书写人类数百万年的演化史。”

　　辽宁宽甸人，著名考古学家、古人类学家，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特聘研究员、中国科学院大学岗位教授、博士生导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承担科技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社科基金等多项重大项目。主要研究领域为古人类学和旧石器时古学，出版《水洞沟——穿越远古与现代》《周口店北京人遗址》等10余部专著。

　　2021年9月，在四川稻城皮洛遗址的专家研讨会上，时任中国旧石器考古专业委员会主任的高星激动地总结——“这是具有世界性重大学术意义的考古新发现，将在国内外产生重要学术影响！”几个月后，皮洛遗址成功获评2021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有意思的是，这位在中国旧石器考古领域乃至整个考古界举足轻重的学者，当年的梦想却是当一名作家。即使考上北京大学考古系，也一门心思想要“叛逃”。“高中时对考古不了解，以为考古就是挖墓，哪里会有兴趣！”忆想当年，高星无奈自嘲。高考填报志愿，他第一志愿选了北京大学中文系，第二志愿是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但因为选择了“服从调剂”，被安排到了考古系。“考古当年有多冷？”高星笑称，“高中同学写信给我，地址直接写的‘烤骨’系……”

　　幸运的是，哪怕不喜欢考古，高星专业成绩也一直靠前。慢慢地，他开始发现考古的乐趣，“考古是通过实物资料来发掘研究和重建人类的历史，相当于考古人就是历史的书写者，这就很有意义了。”

　　大三时，高星开始把旧石器考古当作未来的钻研领域。在他看来，人类起源演化数百万年的时间里没有历史记录，需要通过蛛丝马迹去重新研究构建，有很多创作想象空间，“一定程度满足了我的文学梦。”毕业后他报考了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生，此后又考取了美国亚利桑那大学人类学的博士。

　　在国外，高星如饥似渴地学习国际学术界前沿的知识理论及研究方法，从人类起源演化的高度来思考旧石器考古的意义，从研究人的行为方式的角度来解析考古材料，他感觉到一个宏阔的学术研究领域正在渐渐打开。

　　2000年，高星选择了回国。归国后的高星接到的第一项工作是主持三峡工程重庆库区旧石器时代遗址的抢救性发掘与研究。在此期间，每年冬天，他都带着考古队前往奉节、丰都、万州等地开展工作，抢救出一大批旧石器时代的文化遗产。其后的新任务中，还包括备受关注的北京周口店遗址发掘研究。

　　周口店，蜚声海内外的古人类遗址。1929年12月，著名考古学家裴文中正是在这里发现了北京猿人头盖骨化石，让“直立人”这一古人类演化中最重要的阶段得以确立，人类起源与演化研究取得重大突破。此外，裴文中还在遗址中发现了石器和灰烬、烧骨、烧石等疑似用火证据。1931年，主持周口店研究的加拿大人类学家步达生发表论文，认为周口店猿人洞挖出的黑色物质是人类用火的遗迹，也是世界最早的人类控制用火的证据。这个结论国际公认长达半个世纪。

　　然而1985年开始，美国考古学家宾福德等发表文章质疑这项结论。“他们认为这种用火遗迹可能是野火或者是腐殖质长期高温氧化的结果，和人类行为无关。”2009年，高星带领团队开始对周口店遗址进行新的有限度的清理发掘，希望解决北京猿人是否会用火的学术争议。

　　数年野外工作，他们找到了新的证据。“其中包括集中用火的部位或石头围挡的火塘，其间夹杂着灰黑色疑似灰烬的物质。用现代科技手段通过对磁化率、红度、燃烧温度的全方位分析，证明火塘部位被长时间高温烧烤过，是古人类有控制用火的实证。”高星说，他们还发现了多件明确被烧过的动物骨骼，与石制品、火塘等出现在同一层面上相距很近的位置，具有清晰的共生关系。他们甚至还发现发掘区东北角的一堆石灰岩变成了石灰，“这需要高温下经过一定时间的煅烧才能完成，非偶尔发生的野火所能为。埋藏学分析还排除了这种石灰粉块是从洞外被水带入的可能性。多项证据表明BOB半岛，北京猿人在距今四五十万年时已会用火，并能把火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保持长时间燃烧。”

　　2017年，高星团队在《现代人类学》杂志上发表了研究结果。当初，宾福德等学者正是在该刊物上连续发表质疑文章。高星团队刻意在同一刊物上发表研究成果，无疑是证据充分、理直气壮的回应。

　　在对周口店遗址的研究中，高星还和南京师范大学年代学家沈冠军等一起对遗址进行了新的年代测定。他们与美国杜克大学合作，以最新的铝铍埋藏测年法测出周口店遗址最下部文化层的年代可能达到79万年以前，将北京猿人的年代大大提前。这个成果在《自然》杂志上发表时再次引起轰动。这几年，高星团队还在遗址继续采集样本进行测年，“相信新科技手段的运用，教科书上北京猿人生活的年代很可能还会不断被修正。”

　　宁夏水洞沟遗址是中国除周口店遗址以外被国际学术界知道最多的一处旧石器时代遗址。从2002年开始，高星带领团队与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密切合作，在此开展了持续20余年的考古调查、发掘及研究。大量新材料证明距今4万多年前，有一支拥有石叶技术的人群从西方、北方迁徙至此，带来了不同于东亚地区传统文化的新文化元素，揭示了旧石器时代晚期远古人群的迁徙和交流。

　　远古人类何时征服世界屋脊青藏高原？这同样是高星感兴趣的课题。2011年起，他带领团队多次前往青藏高原开展系统调查，取得重要进展。

　　在那曲海拔4600米左右的地方，高星团队与西藏文物保护研究所合作发现、发掘了尼阿底遗址。遗址距今约三四万年，证明远古人类当时已踏足青藏高原。这也是目前海拔最高的旧石器时代遗址，创造了人类挑战与征服高海拔极端环境的新纪录，对于探索早期现代人群挑战极端环境的能力、生存方式和迁徙、适应过程具有重要意义。

　　2022年，高星在湖北省十堰市郧阳区（原称郧县）学堂梁子遗址一待就是大半年。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这处遗址曾发现过两具距今120万年至80万年的直立人头骨——“郧县人”头骨。只是头骨严重变形，难以准确测量脑量和提取解剖性状，留下很多缺憾。郧县人究竟是不是从元谋人、蓝田人一路演化而来？在2022年最新的考古发掘中，高星担任专家组组长。这次发掘，再次在同一地层发现了郧县人3号头骨，尤其难得的是头骨保存相对完好、地层清楚、埋藏信息完整。这个发现，当之无愧获得了2022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我们正在利用CT技术对头骨进行断层扫描及形态复原，准确观测脑量和解剖性状，并通过多种方法力争精确测定‘郧县人’生存的年代，为重建华夏大地百万年人类演化史提供更多材料。”如今，年过六旬的高星依然忙碌。在中国科学院大学上课、举办职业考古培训班、对全国各地的旧石器遗址发掘与研究进行指导……仅仅四川新近发现的资阳濛溪河遗址，他就已经实地考察了5次。未来，高星还有一个目标——推动河北省泥河湾盆地进入《世界遗产名录》。这是一处170多万年前至1万年前古人类演化的文化序列接近完整的旧石器时代遗址群，在世界上具有极高知名度，对研究东方故乡人类的起源与演化非常重要。“如果泥河湾能够申遗成功，将是我及团队对社会的一项重要公益性贡献。”

　　记者：我们经常听到一种说法：人类都是从非洲走出来的，我们拥有同一个祖先。如今各种考古新材料和新的科技手段的出现，这个观点还正确吗？

　　高星：这其实是两个不同的问题，也就是人类的起源以及现代人的起源问题。大家都知道，人类起源是从猿到人。古猿中有一支分化出来变成直立行走，后来能够制作工具、用火及说话，这个过程叫人类起源。目前的研究表明，这个过程六七百万年前在非洲开始。因为从这个时候到距今约200万年，包括撒海尔人、图根人、地猿、南方古猿、能人，以及从能人演化出的直立人等200万年前的人类演化故事，几乎所有的证据都是在非洲发现的。所以学术界有一个共识——人类起源于非洲。我们都是非洲起源的一个物种，都是人类大家庭的后代。

　　在距今约200万年，人类开始走出非洲。其中一个支系走到东亚，才有元谋人、蓝田人、郧县人、北京人等。那么，现在生活在地球上的各色人种是不是拥有同一个祖先？这属于现代人的起源问题。也就是具备了现代人的相貌特征、脑量以及行为方式接近现生人群的早期人类，是什么时候开始出现的？这就有不同争论。

　　1987年，三位遗传学家通过现生人群女性的线粒体DNA往前溯源，认为大约20万年前非洲的一支古人类演化成早期现代人，然后走出非洲向世界各地扩散，他们替代了其他地区所有的古人类，成为现生人群的祖先。这就是非洲单一起源说。与之针锋相对的假说是“多地区进化说”，认为无论是在欧洲、非洲、西亚、东亚，都存在着从本土古人群向现代人继续演化的过程。

　　这两种观点曾经水火不容，现在情况有了很大改变。因为来自全球的人类学家、考古学家从分子生物学、古DNA的角度研究发现，我们以为早已灭绝的古人类，对现代人的基因仍有贡献。比如生活在欧洲和西亚的尼安德特人，原以为他们早已灭绝，但最新研究认为欧亚大陆的人群还拥有部分尼安德特人的基因。另一个证据是丹尼索瓦人，在科学家2008年破译这支冰河时期生活在西伯利亚的古人群DNA以前，他们是早已灭绝的古人类，但后来发现他们的基因依然存在于东亚人甚至大洋洲岛屿上的一些现代人群中。也就是说现代人并非都是非洲单一起源，世界各地的古人类并非都彻底灭绝，他们中一些群体的基因融入了现代人的血液。

　　高星：这是一个非常遗憾的话题。大家都知道，北京猿人头骨化石丢失了，我们没办法知道他们的基因是否还在我们身上。我们希望能够找到新的北京猿人头骨化石，但他的年代太久远，即使找到，DNA也可能保存不下来。从形态特征和文化面貌看，北京猿人与其后生活在华夏大地的古人群是有密切联系的，所以一些学者也坚定认为北京猿人是我们的祖先。对此还要做深入的研究。

　　记者：考古实证了我国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中国百万年的人类史如何通过考古证明？

　　高星：这个工作从上世纪20年代北京周口店遗址、宁夏水洞沟遗址就开始了。新中国成立以后又开始大规模的考古调查发掘研究，大量新的发现进一步夯实了中华大地百万年的人类史。目前的研究表明，中国是非洲之外人类出现最早、文化遗存最丰富、保持最连贯的一个区域。这个区域应该是人类演化尤其是东亚人类起源与演化的重要中心。

　　证据链就是人类化石和考古遗存，尤其是以石器为代表的考古遗存证据链非常完整。目前，我国已发现的旧石器时代遗址约3000处，涵盖距今210万年至六七千年的各个时段，我们从考古学的角度建立起从距今百万年到数千年的文化序列，构筑了华夏大地史前历史的基础和基干。

　　陕西省蓝田县上陈村附近的旧石器遗址，距今约212万年，是目前所知非洲以外最老的古人类遗迹点之一；重庆龙骨坡遗址，距今也约200万年。中国百年百大考古发现中也有多处重要的旧石器点位。比如，河北泥河湾遗址最早距今约170万年，蓝田人遗址距今约160万年至115万年。此外包括宁夏水洞沟遗址、郧县人遗址等都是世界级的重大科学发现，而且代表了不同的时间节点。

　　从现有的考古材料来看，东亚地区古人类的化石有绵长的证据链：元谋人、蓝田人、郧县人、北京人、和县人、华龙洞人、大荔人、金牛山人、许家窑人、马坝人、许昌人、柳江人、田园洞人、山顶洞人、资阳人等，表明东亚远古人类一直在连续演化。从文化来看，证据链更加完整。在旧石器时代，中国北方有使用小石片石器的传统，南方则是大型砾石工具，这两种工具传统一直在强势发展。比如近年我们在成都平原、重庆地区的旧石器时代遗址都发现了大型砾石工具，这种文化甚至延续到几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没有中断过。所以，我们完全可以推测它背后的人群有一个连续演化的过程，说明东亚地区本土人群一直在向前演化，并且是主流人群，我们从化石的体质形态以及石器文化传承可以间接证明这一点。

　　这些年来，我们还强化了在距今约10万年至5万年期间，东亚大陆有人类生存的证据。因为人类“出自非洲说”有一个假说，认为这一时间段恰逢末次冰期，天寒地冻导致东亚大陆本土人群灭绝了。但从旧石器考古来看，东亚地区不存在这个时间段的缺环。相反有很多材料证明这一时期有人类生存。如果非洲来的人都能够存活，本土人群反而因寒冷灭绝，这也不符合逻辑。

　　记者：总体来说，旧石器考古有何意义？高星：有人说考古是证经补史。但是人类99%的历史没有文字记录，无经可证、无史可补。旧石器考古就是从地层里去寻找人类遗骸和遗物、遗迹。我们用地层作为纸张，用文化遗物和遗迹作为文字书写历史。没有旧石器时古和史前研究，我们就不会了解99%的人类历史。我们正在书写这部人类史，它对人类物种的发展、人类精神的充实作出了重要贡献。就像我刚才提到的宁夏水洞沟遗址，它保留的人类活动最早记录是距今约4万年，正好处在地球的末次冰期。那个地方即使现在也比较荒芜，环境对生物以及人类影响非常大。那么旧石器时代的水洞沟人为何还会在那里出现？他们怎样生产生活？对这个遗址的研究，就涉及人类如何适应环境这种生存能力的课题。

　　此外，4万多年前也被认为是出自非洲的现代人群扩散的重要时间点。早期现代人除了扩散到欧洲和亚洲，还有一支人群在距今约2万年前穿过白令海峡到了美洲。那他们是从哪里过去的？学术界倾向于是从东北亚这里。水洞沟恰好在这个时间、这个地点发现了石叶这种外来文化，那是不是正好有一支人群迁徙到了这里？这些都是非常有意义的话题。

　　记者：考古证实了中国五千多年文明史，提升了民族自信。旧石器考古在凝聚文化自信以及文化传承发展方面有无推动作用？高星：显然有。实际上文化自信不仅仅是对我们所在的区域以及国家所产生的自信，旧石器考古传递的自信可以上升到对人类这个物种的自信上来。在地球上的所有生物中，人类的体质特征并不占优势，我们没有翅膀不能飞翔，也没有猎豹的速度、没有豺狼虎豹的利齿，在很长的时间里我们的祖先可能是被猎杀者。但就是这样一个看似弱小的物种，最后却变成了地球的统治者，升到了食物链的顶端，靠的就是以顽强的生命力、聪明的才智和集体的力量去适应环境。我们可以为人类这个物种的成功而自豪。

　　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人类在很早的时期就不停地迁徙移动，不同地区的人类会产生融合交流。因此，所谓的纷争以及战争屠杀的发起者是否应该有所反思——人类同根同源，怎样才能让人类这个物种很好地生存下去？此外，旧石器时代的人类面临的一大挑战就是要不断适应环境才能生存下来。如今地球环境因人类活动而不断改变，人类怎样尽可能与大自然和谐相处，不去过度开发资源以免造成生态灾难，这些都是人类要共同面对的课题。

　　当然，旧石器考古对提升区域及民族文化自信也有贡献。西方学者曾认为东亚地区的远古人类使用的石器没有西方的先进，以此得出一些东方古人群原始、愚笨，文化处于一潭死水状态的结论。实际上，东亚石器技术相对简单、古朴，一个重要原因是该地区制作石器的原料主要是石英类材料和含有杂质的小块燧石，而非在欧洲、西亚随处可见的大块优质燧石，原料存在先天性不足。换个角度来讲，东方的古人类面对劣质的石料资源，其主流文化却一直传了下来，那恰好说明需要更多的聪明才智和社会组织协调能力才能克服困难，证明这里的人群更加聪明，而中华民族恰好有聪明、坚韧、灵活、包容性强等特质。研究还认为，东亚地区的打制石器相对简陋，有一种可能它们只是加工竹木器的工具，真正的聪明才智体现在竹木器上。近年来，从云南甘棠箐遗址和资阳濛溪河遗址都发掘出木器残件，为“竹木器假说”提供了一定的证据。我们期待更多的考古材料被发现和研究，揭开远古人类如何克服困难、利用资源，最终生存繁衍的历史画卷。

　　第一次认识高星老师是在稻城皮洛遗址的专家研讨会上。彼时多位学者从成都飞赴高原，马不停蹄看遗址现场、开专家研讨会，没有半分高原反应的不适。在对遗址价值进行精辟总结之后，高星还贴心笑问现场媒体人：“听懂了吗？”专家发招，现场媒体人只有老实回答：“似懂非懂。”

　　随着四川对旧石器考古的重视，高星到四川的频率越来越高，遂宁桃花河遗址、资阳濛溪河遗址都留下了他的足迹。几次考察，他都步履坚定，判断遗址价值总能鞭辟入里、一针见血。事实上，记者在面对皮洛遗址的一堆堆石头一头雾水时，正是高星的一句“这些阿舍利手斧的发现，说明西方学者认为‘东方早期人类不会制作手斧、东方古文化落后于西方’的断言不攻自破”，顿时让记者明白：原来旧石器考古即便面对一堆石头，同样可以做大文章。

　　这些年，高星及不少旧石器考古学家贡献了一些人类起源与演化上的重要发现及研究成果，从源头上厘清了中华大地人类起源、演化及文明孕育、发展的脉络和动因，对东西方远古人群与文化的关系等诸多科学问题也进行了科学的阐释，为构建区域文化自信以及认识人类演化史提供了重要的材料。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高星多年来坚持在学校上课并通过各种方式培养学生，为中国的旧石器考古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新生力量。

　　成果令人惊喜，但也并非形势完全大好。中国旧石器考古在理论方面的研究和阐释仍需加强。只有跳出材料说材料的模式，站在人类起源与演化的高度进行研究，才能将百万年的人类史书写得更加真实而生动。如今，高星及不少学者正朝着这个目标坚定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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