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B半岛从“白领”到“小资”再到“中产”，在加速的城市化过程中，城市生活逐步形成了一定的阶层和共同体想象，而围绕这些概念的争议也从未停止。文学叙事对探索和塑造这种城市主体的自我认同发挥了极大的作用。3月30日，“城市新中产文学与文化研究”研讨会在同济大学举行。

　　新世纪二十多年以来，城市文学的写作和研究越来越受到重视，在加速的城市化过程中，城市生活逐步形成了一定的阶层和共同体想象，从“白领”到“小资”再到“中产”等等，而围绕这些概念的争议也从未停止，尤其是“中产”对应西方现代城市长期以来的社会结构，中产生活也成为城市文学最重要的表现对象之一。文学叙事对探索和塑造这种城市主体的自我认同发挥了极大的作用。中产文学与文化和城市一样，具有自身的发展特性和特殊的问题，这种新的特性及问题也会在当代丰富的城市文学作品中表达出来。

　　何为“新中产”，有着不同的定义。文学评论家、中国作家协会小说委员会副主任潘凯雄指出，对于中产的界定和标准存在相当大的差异，而这些差异的都是以经济为核心；其次，社会地位也是重要的考虑因素。中产活动的背景是现代化城市，但城市不是一个简单的空间概念，也是文化概念，因此，他认为新中产的第三个维度就是文化。从经济、社会到文化，“若在这三个维度没有基本共识的话，我们研究‘新中产’问题的边界以及研究问题的内在逻辑就会模糊，对于‘新中产’问题的研究就容易落于泛化。”

　　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副教授姚云帆对“中产”“新中产”的概念作了阐释和溯源。“‘新中产’的概念，对应的其实是关于生产和消费的概念，而‘中产”’这个概念和二战之后经济学的转型有关，同时也涉及社会学”，姚云帆表示，无论是“中产”还是“新中产”，它们的形成机制实际上都是先通过某种经济学或某种社会学的范畴工具对整个社会加以规划，此后才逐渐产生效果。

　　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王宏图则认为，应该更多地从文学与文化的层面来看待中产文化。在历史上，中产阶级的文化审美有很多地方是“平庸狭隘的，甜蜜而缺乏伟大的悲剧精神与生命激情”。“伟大的文学往往是反中产阶级的，比如德国作家黑塞的《荒原狼》，他笔下的主人公是典型中产阶级，他怀有浪漫主义的追求，但是他又无法彻底放弃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他说道，新中产文学需要有一定的浪漫精神引入，不能仅仅以现在的工具理性、科技理性为主导，而需要灌注更多生命激情BOB半岛。

　　上海文艺出版社副社长李伟长提到了“新中产”的流动性。如今在谈论“新中产”时，往往忽略后面的“阶级”二字不谈，消解了“新中产”一词的政治意味，营造出一个可以流动的空间。“不断的变动导致这个阶级本身就具有一种心理上的脆弱感，不断质疑自己是否属于中产。他们处于一种‘悬停’的状态，这种状态暗示着‘新中产’们享有某种权利，但这种权利只不过是一种暂时性的暗示。”李伟长认为，“新中产”们对幸福的定义大部分是被人为塑造的。未来的幸福到底是什么？幸福是否会和资产、收入或者财产捆绑在一起呢？老师认为，这些问题在将来都会得到重新定义。如果“新中产”不只作为一个文学话题，而是作为一个社会需要解决的问题呈现，将会引起更多关注。

　　作家赵松同样认为，在不确定的大背景下，很难把“中产”定义成不变的、清晰的东西。与此同时，新中产文学所带来的启发在于，我们需要新的思维方式、新的语言，而非让文学像说明书一样去为社会服务，文学的职责是要指向更深层次的真实。对此，《思南文学选刊》副主编黄德海认为，文学可以给中产的定义更多的意义，而只有将具体确实的“中产”形象创造出来，这个话题才能够成立。

　　上海译文出版社副总编辑、作家黄昱宁表示，对于作家及知识分子来说，对新旧中产的含糊定义在某种程度上导致了“新中产写作”的困境。“在模糊的认知和定义的交错之下，人们常常把这样的题材和类别跟精致空洞的情节、光鲜虚浮的包装、居高临下的态度联系起来，反过来影响写作者的心态，由此带来刻意回避和自我怀疑。”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教授李林荣分析道，最初在的报告中，“中产”作为动态话语，是一种过渡状态，它是变动的BOB半岛，最终会分化为不同的方向。“这就是原本‘中产’的语用功能，但我们现在的中产话语却转为是静态的，不再处于过渡与裂解之中。”李林荣直言，诸如王安忆等作家描绘出了经济高速增长期的芸芸众生，展现了仓皇、急促、兴奋、惶惑的崭新的中产阶层心态。“这个时期的知识分子们都拥有自觉不自觉的批判意识。而到了韩寒等一众青年作者登上文坛时，其作品中则充满了对中产话语的附和赞美，这让他们的作品显得虚伪而空虚。”他认为，尽管当代的城市产生了极为复杂的共生关系，但在现在的文学作品中，不论篇幅长短，其中描绘的人际关系都太过单纯，“‘新中产文学’本应该发挥它的认知功能。但相比起它应当承担的使命，新中产的作品却并没有呈现很好的书写状态。”

　　《人民文学》杂志社副主编陈涛也认为，当下的新中产文学作品没能很好地介入现实生活。“一方面，现在的中产文学本身就不够体面。中产阶级文学习惯于批判，但是批判后能不能展现一些体面的东西？能否通过他们对书写的挖掘，用文字描绘出废墟里面的光？在批判后怎么样才能表达出新中产的理想和价值？”陈涛直言，如果要研究现在的中产文学，就不应该绕过这些问题，另一方面，中产文学应该要能写出新中产流动中的一些状况，将现实生活反映在文学作品中，而不是一路摧毁却不重建。

　　在《上海文学》杂志副主编来颖燕看来，“新中产文学”与城市文学息息相关，如果说城市文学包容了现代性、革命、欲望等种种分支，展现出某种现实，那么“新中产”则是从本就模糊的概念中延伸出的新的模糊，为城市文学提供了新的生长路径。

　　华东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副教授项静则认为，如今在谈论对文学的理解的时候，也应注意打破原有的对城市和乡村作简单区别的一些观念。她以高校学生热衷加入的“中国隐居小组”为例，认为他们的行动与中产阶级所在的城市背景存在着比较大的差异，但他们的文化趣味仍然属于中产阶级。

　　同济大学青年教师刘祎家谈到了“新中产文学”未来的可能性。在他看来，对于青年作家的质问和批评，是因为这些青年作家大多缺乏和更大社会联动的渴望，然而，但社会也没有为他们提供完成联结的可能性。“有没有可能，有一种新的文学形态——一种文学新中产的形态——是可以打破镜子，走向更大的广阔的空间？比如在新东北作家所写的个人原子化、顿挫、焦虑、迷茫的思考之中，会不会有更多更大的生产性？ ”

　　“如果暂时不去理会中产的阶级属性和经济学意义，这个处在夹缝的‘中’字或许可以获得一个独特的位置，它处在城市复杂关系枢纽，无论往上下左右前后看都有视角上的便利。”黄昱宁说道，与此同时，她认为中产者的知识结构、生活背景，也常常让其人物产生一定的自嘲、自省意识，与之相关的文本往往带有鲜明的反讽色彩，这是她对于“新中产”文学的书写感兴趣的两大原因。另一方面，对于中产与城市生态的书写往往是暧昧与复杂的，忠实叙述这种暧昧与复杂并不讨好。尤其在当下的阅读环境，复杂的叙事文本似乎是过载的，而降低密度则意味着简化生活。她认为，需要思考的是如何掌握两者之间的平衡。

　　作为文学学术期刊的编辑，《扬子江文学评论》何同彬认为，在当代文坛上，当代文学创作应该具有一些崭新创造性。“新中产”的出场能否给现在的文学写作带来全新的解放性和创造性？是否能有站得住脚的文学作品人物形象被塑造出来？新的公民意识能否在新中产的写作中诞生？性别在新中产的写作里又能起到什么作用？这些都需要拭目以待。

　　“我们希望通过一系列的方式能够呈现我们当下城市书写，进行一种现代性的反思，对现阶段的研究进行更深度的挖掘，使之得到升华，在这个愿景的基础上，我们试图走入今天的城市‘新中产’文学文化研究。”《青年文学》主编张菁说道，不论是创作者，还是研究者，在面对新的问题时，都应该从文学角度切近生活、心灵。面对“新中产”问题，需要每一位关注者面向未来延展开思维，用开阔的眼界，一方面梳理已有的文学经验，另一方面怀着期待去捕捉还未被书写到的人的真实和生活的真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