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B半岛近日，“做文职工作的兵马俑长啥样”“兵马俑的文具为什么是石头”冲上热搜，使“文官俑”得到了广大网友的注意。

　　中国古代，以竹简制作书籍需要用到刀、笔、墨、砚。其中笔、墨、砚的功用不言而喻，无需赘述。但“刀”为什么是书写的必备工具之一呢？

　　过去的人们对它的用途认知有误，以为古人用刀在竹简上刻字以记录文字，因而“刀笔”乃是“以刀为笔”。这种认识在唐代贾公彦的著作《周礼考工记疏》中有提及，他说：“古者未有纸笔，则以削刻字，至汉虽有纸笔，仍有书刀。”甚至南宋王应麟的著作《困学纪闻》又进一步解释说：“古未有纸，以书刀刻于方策，谓之削。”但这完全是误会，刀的真正用途，其实可以从一个字窥见端倪：现在我们处理文字有误时，常常使用“删除”键去掉错误的内容而重新输入，这个“删”字便是关键。《说文解字》释其为：“删，从刀册。册，书也。”其中，“册”是竹简、木牍的象形，中间的一道横线如同细绳将一片片竹简系在一起，因此用刀去掉竹简的错误即为“删”的本义，是不是非常形象呢！

　　其实，秦汉时期，人们普遍使用竹简、木牌作为文献载体，毛笔作为书写工具。竹简等物品的宽度较窄，因此当书写错误需要修改时，就使用刀将错误的地方削去，再写上正确的文字。现代汉语中也常用“刊”表示发行的出版物或是排版印刷的行为，如“刊登”“刊载”等，但它并不仅有这个字义。《说文解字》释“刊”为：“刊，剟也，从刀干声。” 其本义为用刀砍削，很快便衍生出“修改、删除（文字）”的含义。如“不刊之论”一词，本义是指“不能被修改的言论”，但很多人总是望文生义地认为是“不能刊登的言论”，可就误会了。

　　刀如同今天的橡皮或是涂改液，墨笔在竹木简上写字写错了，就用刀将错字刮去，然后再写上正确的文字。所以，“刀笔”并非“以刀为笔”，而是既使用“刀”又使用“笔”的意思。

　　解释过“刀”与“笔”的用途之后，我们知道了它们与文书处理的密切联系。那么，刀笔吏是否就是处理文书错误的官员呢？

　　这个问题可以从狭义和广义两个角度来回答。从狭义上讲，刀笔吏就是处理文书错误的吏员。但从广义上来讲，“刀笔吏”在许多使用场合中所指代的就是朝廷中全体以刀笔文法为工作方式的文法吏员。

　　春秋战国以来，礼崩乐坏，旧的世卿世禄制度逐渐瓦解，而官僚政治逐渐形成并发展。国家考核和任命官员的标准不再是血缘身份，而是官员本身的能力。许多拥有一技之长却无法入朝为官的人依附于官员，为他们做一些具体的事务。在那时他们通常被称为“门客”，而“门客”就是早期“吏”的雏形。秦朝建立之后，国家需要处理的政治事务大大增加，而政治运转模式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可秦朝国祚短促，许多政治制度未能实行太久。汉代以来，从中央到地方出现了许多“以刀笔文法为工作方式的文法吏员”。他们可以撰写公文，管理档案文书，并且通晓律令和历史知识。他们凭借自己的能力帮助统治者处理某些具体的行政事务，因而被称为“文法吏”或“文吏”。可见文吏是自战国官僚制度产生后，中央集权政府为行政管理需要而按照法家理论设计并培养出来的行政管理人员。又因当时书写材料的限制，负责文法工作的吏员往往经常需要删改文字，所以他们多是刀笔随身携带。如《后汉书周磐传》曾记载，周磐临终时遗命：“编二尺四寸简，写《尧典》一篇，并刀笔各一，以置棺前，示不忘圣道。”可见，那时的文吏大多离不开刀笔，“刀笔吏”也成了“文吏”的代称之一。

　　文吏在政治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从《史记》中的《萧相国世家》可以窥知一二。汉朝历史的开国功臣之一，萧何，便是一位“文吏”。《史记萧相国世家》开篇写道：

　　萧相国何者，沛丰人也。以文无害为沛主吏掾。高祖为布衣时，何数以吏事护高祖。高祖为亭长，常左右之。高祖以吏繇咸阳，吏皆送奉钱三，何独以五。秦御史监郡者与从事，常辨之。何乃给泗水卒史事，第一。秦御史欲入言征何，何固请，得毋行。及高祖起为沛公，何常为丞督事。沛公至咸阳，诸将皆争走金帛财物之府分之，何独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图书藏之。沛公为汉王，以何为丞相。项王与诸侯屠烧咸阳而去。汉王所以具知天下厄塞，户口多少，强弱之处，民所疾苦者，以何具得秦图书也。

　　清殿藏本萧何像。萧何于秦时曾为刀笔吏。来源/中国历史博物馆保管部编《中国历代名人画像谱》，海峡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

　　这短短的一段文字中包含了丰富的信息：第一，萧何善于处理公务，能力出众，同行考核位列第一，甚至得到过升职的机会；第二，他多次利用自己吏员的身份帮助刘邦；第三，当刘邦众第一次进入咸阳之时，其他将领都忙着抢夺财宝，唯独萧何先将秦朝丞相和御史大夫保管的法律诏令，以及各种图书文献收藏起来。

　　由此可以看出，萧何作为“文吏”深知文书律法的重要性，他敏锐而优秀的职业直觉告诉他应当保存秦朝的档案文件。以至于项羽等人即使焚烧咸阳城，刘邦仍然可以掌握国内的基本情况。这对刘邦在楚汉争霸的对峙中有益而无一害，《史记》接着记载道：

　　汉王引兵东定三秦，何以丞相留收巴蜀，填抚谕告，使给军食BOB半岛。汉二年，汉王与诸侯击楚，何守关中，侍太子，治栎阳。为法令约束，立宗庙社稷宫室县邑，辄奏上，可，许以从事；即不及奏上，辄以便宜施行，上来以闻。关中事计户口转漕给军，汉王数失军遁去，何常兴关中卒，辄补缺。上以此专属任何关中事。

　　明人绘刘邦像。来源/中国历史博物馆保管部编《中国历代名人画像谱》，海峡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

　　汉王刘邦在外征战，萧何可以说是做起了“后勤部长”，辅佐他的政治治理，负责发布政令，修建宗庙，甚至管理居民户口和军队供给。有时候来不及将政务上奏刘邦，萧何就索性“先斩后奏”，先自行处理再上报结果。这些事迹足以看出萧何是一名非常老练的“文吏”。

　　也可以看出，由于对政治和法律的深刻了解和掌握，文吏已经成为朝廷中十分重要的官员了。

　　但是，即便文吏群体有萧何这样的开国功臣，“文吏”的政治地位却并不高。《史记萧相国世家》中，司马迁评价道：“萧相国何於秦时为刀笔吏，录录未有奇节。”其后的《汉书》也承袭了这种评价，认为其“起秦刀笔吏，当时录录未有奇节。”“录录”即为“碌碌”之意，《史记》和《汉书》都认为他出身于刀笔吏，身份低微，在当时也没有特别突出的贡献。《汉书赵尧传》记载周昌（汉朝大臣）嘲笑赵尧（西汉官吏）直道：“刀笔吏耳，何至是乎？”意为“刀笔吏而已，怎么可以达到这样的地位呢？”其中的蔑义已是一目了然。

　　实际上，许多观点认为“刀笔吏”就是对汉代文吏的某种“蔑称”。为什么对于“文吏”有这样的评价？我们还需从秦汉的政治背景说起。

　　“官”与“吏”的职务终究有差等，“文吏”作为“官员”的僚属，能力再出众，其地位也不可与其长官相比。因而对低级吏员有不屑的评论实属常态，但更重要的还是下面的原因。上文介绍过，文吏是战国以来随着官僚制度发展而形成的一种官僚类型，他们主要对上级领导负责，而且按照官僚体制行事，可以说是官僚体制中的行政人员。但是，朝堂之中还存在着另外一个政治群体——也就是“儒生”。儒生群体所信奉的是儒家学说，属于知识分子范畴。文吏大多以学吏入仕，而儒生以经术入仕。文吏以法令理事，而儒吏行教化之治。儒法治国方式的冲突就在他们身上具体地体现了出来。

　　秦朝的官僚体制，大致以文吏为骨干，秦言“以吏为师”便是明证。这种法治容易走向文化专制与君主独裁，秦朝的短命便证明了纯文吏体制的严重弊端。即使进入汉朝，部分文吏也走向极端，成为了一种可以称为“酷吏”的变体，张汤就是其中代表。汉朝吸收秦朝的教训，接纳大量儒生进入政治，并且最终发展到“独尊儒术”的程度。因此众多儒生都认为自己学习的儒道才是真正的治国之道，他们对文吏所认为的“刀笔文法”颇有微辞。他们将“刀笔吏”作为“文吏”的蔑称，或许正是讽刺他们明明没有什么（儒学）知识，却时刻将知识分子的工具带在身边，像是在吹嘘自己的身份一般。

　　然而，纯儒生的体制也未必适合中国古代政治的情况，王莽新政便也是明证。教化仁政在发挥维系社会的作用时，也阻碍了法治的建设。经过几次大范围的“折腾”之后，统治者不约而同地意识到，仅凭“儒生”的儒道或“文吏”的法治都无法达到理想的治理效果，故汉宣帝的太子刘奭指出父亲“持刑太深”，好用文法吏时，汉宣帝非常严肃地解释道：“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

　　“文吏”或“儒生”实际上也开始逐渐融合，双方不断互相取长补短。虽然两者的理念不同，矛盾依旧，但二者之间的融合已在不自觉中形成。不过在这场无形的争斗之中，最终以知识分子为代表的儒生一派占绝对优势而终结。

　　此外，中国古代史上长期存在“胥吏”阶层， 他们是在中央和地方政府中办理文书、处理具体事务的专门人员。在南北朝至唐前期的时段里，由于士族政治的影响，强调士庶之别的流内、流外品级制度不断强化。所谓“流外官”，就是在流内九品之外的职官，与流内官相比品秩卑微。通常视流内官为“官”的阶层，流外官虽然承担了大量繁重的基础性行政事务，但也只能是低级的“吏”阶层。

　　与此同时，“刀笔”一词的含义也发生了变化。由于刀笔吏在过去也负责刑狱之事，所以自宋元后，人们又往往特将讼师幕僚称作“刀笔吏”，顾名思义就是形容某些可以将案件乾坤陡转，或无中生有，或大事化小的人士。而诉状也被称为“刀笔文章”，讼师则被称为“刀笔先生”。